由贿赂人代管贿款系受贿未遂还是既遂
中国纪检监察报
由贿赂人代管贿款系受贿未遂还是既遂
从四川省南充市人民当局原党组成员、秘书长蒲国案说起
图为蒲国案庭审现。ㄊ悠到赝迹
特邀嘉宾
杨学艳 南充市纪委监委第十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胡 蒙 南充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三级主任科员
张 义 南充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何嘉武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编者按
本案是一路典型的“一把手”凋落案件 ，蒲国的违纪违法问题集中产生在其担任蓬安县委书记期间。在蓬安县之前两任县委书记接连被查的情况下 ，蒲国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不只没有致力于建复本地政治生态 ，反而自身顶风严沉违纪违法 ，让本地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态雪上加霜。为求“稳当” ，蒲国对收受“大钱”慎之又慎 ，偏好通过收受红包礼金等“幼钱”敛财 ，为何其所收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财物最终未被认定为礼金而计入受贿数额？其收受蒲某全300万元 ，并委托蒲某全代为投资 ，系受贿未遂还是既遂？本案对加强“一把手”监督有何启迪？我们特邀有关单元工作人员予以解析。
根基案情：
蒲国 ，男 ，1968年8月生 ，中共党员。曾任南充市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南充市供销合作社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南充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主任 ，蓬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蓬安县委书记 ，南充市当局党组成员、秘书长等职务。2020年11月 ，被免去南充市当局党组成员、秘书长职务。
2010年至2020年期间 ，蒲国利用担任南充市顺庆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南充市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主任 ，蓬安县委副书记、县长 ，蓬安县委书记 ，南充市当局党组成员、秘书长等职务上的方便 ，为工程承建商蒲某全等治理服务对象或下属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援手 ，收受财物折合共计1013万余元。
其中 ，2020年5月 ，蒲某全为感激蒲国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对其提供的援手 ，暗示要送给蒲国300万元。蒲国赞成 ，并奉告蒲某全钱不用拿给自己 ，放在蒲某全处用于开发建设二人共同在南充市顺庆区潆溪街路采办的地皮。
查处过程：
【立案审查调查】2020年11月16日 ，南充市纪委监委对蒲国涉嫌严沉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次日 ，经四川省监委核准 ，对蒲国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2月8日 ，对蒲国耽搁留置功夫三个月。
【移送审查告状】2021年5月11日 ，南充市纪委监委将蒲国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告状。
【党纪政务处罚】2021年5月30日 ，经南充市委核准 ，南充市监委决定赐与蒲国开除处罚。8月27日 ，经四川省委核准 ，南充市纪委决定赐与蒲国开除党籍处罚。
【提起公诉】2021年6月25日 ，南充市人民检察院以蒲国涉嫌受贿罪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判决】2022年3月4日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蒲国犯受贿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10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
蒲国重要违纪违法事实产生在其任蓬安县委书记期间 ，案件有何特点？对加强“一把手”监督有何启迪？
杨学艳：蒲国案拥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其一 ，以收受红包礼金的大局敛财 ，大搞钱权买卖。蒲国以为收“幼钱”是红包礼金 ，不是违法犯罪 ，因而对“幼钱”来者不拒 ，对“大钱”慎之又慎。本案中 ，蒲国除收受其极度信赖的“铁哥们”蒲某全单笔300万元以表 ，其余大部门是在逢年过节收受的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所谓“幼钱”。2015年至2019年 ，蒲国受贿次数高达379笔 ，涉案人员多达百余人。
其二 ，迷信风水鬼神 ，梦想信想缺失。蒲国不信马列信鬼神 ，不信组织信大家。在蓬安任职期间 ，铺排风水大家为自己算命 ，到其办公室和住所看风水 ，并随身携带风水大家给其画的“护身符” ，以求官运亨通；甚至在听闻组织对其审查调查后 ，还前往寺庙烧香拜佛 ，祈求菩萨保佑他安稳着陆。
其三 ，不推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传染一方政治生态。蓬安县之前两任县委书记邹平、袁菱先后被查处 ，政治生态受到严沉粉碎。组织录用蒲国担任蓬安县委书记 ，但愿他能沉构蓬安县政治生态 ，然而 ，他却辜负组织信赖 ，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不抓不论 ，对巡视巡察发现问题未彻底整改 ，自身要求不严不实 ，大搞权钱买卖 ，导致本地域凋落问题高发频发。
胡蒙：蒲国在担任蓬安县委书记期间 ，作为“一把手” ，不当真推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党建“第一责任人”责任 ，将主体责任落切实标语上 ，将刻意停顿在嘴巴上 ，唱功好 ，做功差。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全面从严治党有关切灵仅仅停顿在会议通报上 ，通报时将写好的资预见一遍 ，表表强调一下 ，就以为是落地落实了。摆花架子、做表表文章 ，自己不带头遵守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划定 ，自身凋落 ，大举收受财物。该县多名干部听闻蒲国爱财 ，争先恐后以拜年拜节等名义向蒲国送钱 ，带坏了行列 ，废弛了风尚 ，严沉粉碎了本地政治生态。同时 ，蒲国在收受有关干部财物后 ，对发现的这些干部的问题不措置。好比 ，蒲国在收受时任蓬安县财政局局长胡某某财物后 ，对胡某某的工作失职问题不处置、不查究。
鉴于蒲国违背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 ，在前两任县委书记被查处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 ，顶风作案 ，大举收受财物 ，辜负组织进展 ，影响极其恶劣 ，让蓬安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态雪上加霜 ，所以市纪委将蒲国这一系列行为定性为违反政治纪律 ，推广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蒲国严沉违纪违法案折射出三大问题 ，一是个别“一把手”梦想信想失落、心灵之钙严沉缺失；二是个别“一把手”在工程建设、选人用人上的权势不足有效监督；三是个别“一把手”纪法意识淡薄 ，端正意识不强。蒲国案再次批注 ，辅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 ，对凋落并不拥有天然免疫力 ，反而因其职位的特殊性、权势的集中性 ，成为廉政风险防控的沉点对象 ，必须越发严格教育、严格治理、严格监督。
辩护人称 ，蒲国收受蒲某全300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及 ，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对此为何未予选取？该笔受贿系未遂还是既遂？
胡蒙：2011年 ，蒲国出资116万余元与蒲某全合资 ，以蒲某全名义采办顺庆区潆溪茧站左近地皮（以下简称潆溪地皮）用于房地产开发 ，但由于拆迁等问题 ，该地皮一向未开发。2016年至2019年 ，蒲国利用担任蓬安县委书记的职务方便 ，接受蒲某全的请托 ，援试熹在蓬安县承揽多起工程项目 ，合同标的额共计1.5亿元左右。在二人交往过程中 ，蒲某全陆续送给蒲国39万余元 ，并向蒲国承诺 ，承建工程挣到钱后 ，会再给蒲国钱。
2019年上半年 ，潆溪地皮交付后 ，蒲某全代蒲国支付办证、设计、地皮打围等地皮开发前期用度8万元。2019年夏天 ，蒲国将其收受的部门违纪违法款共计80万元交蒲某全生活。2020年上半年 ，蒲某全通知蒲国 ，二人采办的潆溪地皮筹备开发 ，蒲国所占的份额或许必要投资400万元。蒲国提出他自己没有现金投资。蒲某全暗示 ，钱的事件不用蒲国思考 ，由其铺排。之后不久 ，蒲某全奉告蒲国 ，他在蓬安承揽工程或许赚了2000万元至3000万元 ，要送给蒲国300万元。蒲国赞成 ，暗示这300万元不用拿给他 ，就放在蒲某全处 ，加上自己之前放在蒲某全处的80万元 ，用于投资潆溪地皮房地产开发。截至2020年11月 ，蒲国被留置前 ，潆溪地皮项目仍处于设计过程中 ，除设计等用度表 ，蒲某全未将该300万元现实投入房地产开发。蒲某全被留置后 ，将涉案300万元上交组织。
蒲国在职县委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为蒲某全提供了援手 ，二人达成了收送300万元的合意 ，蒲国收受该300万元是典型的权钱买卖 ，切合受贿罪的组成要件 ，应该作为蒲国涉嫌受贿事实予以认定。同时查明 ，蒲某全暗示送给蒲国300万元 ，但没有现实拿给蒲国 ，也无证据证明蒲某全其时现实占有300万元 ，后期也没有将300万元投入潆溪地皮开发。是否现实摆布受贿款是分辨受贿罪既遂还是未遂的关键 ，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蒲国现实摆布节造了该300万元 ，凭据存疑有利于被调查人的准则 ，认定蒲国受贿300万元未遂于法有据。
张义：蒲国收受蒲某全300万元的事实 ，不仅有蒲国的屡次供述 ，还有蒲某全的证言、有关书证印证 ，可能认定蒲国受贿。蒲国是否现实摆布节造300万元贿款是认定受贿罪既遂与否的关键。
综合在案证据 ，蒲国将受贿款放在蒲某全处重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蒲国以为将钱放在己处不安全；二是潆溪地皮开发必要费钱；三是二人交往多年彼此信赖 ，感触蒲某全不会赖账。从蒲国、蒲某全二人的主观有意看 ，二人对300万元行受贿金额认定一致 ，没有产生谬误意识。从客观行为看 ，蒲某全奉告蒲国 ，送给其300万元 ，蒲国承诺 ，二人达成行受贿合意 ，但现无证据证明蒲某全的确筹备了300万元给蒲国 ，也无证据证明二人达成行受贿300万元合意时蒲某全现实占有300万元 ，截至案发300万元也没现实用于潆溪地皮开发 ，认定蒲国受贿未遂切合犯罪组成要件。
当然 ，若是蒲某全在暗示送给蒲国300万元时的确筹备了300万元 ，或者其后依照蒲国的要求将300万元投资到二人采办的潆溪地皮上 ，或者筹备了专门账户用于生活送给蒲国的资金 ，都能够认定蒲国现实摆布节造300万元 ，受贿300万元既遂。
蒲国在担任蓬安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所收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财物 ，为何计入受贿数额？
何嘉武：蒲国受贿次数高达379笔 ，送钱的人更多以“联系感情”的名义 ，不提出具体请托事项 ，在逢年过节、探病之际送给蒲国所谓的“红包”“礼金”等财物 ，且无数单笔金额为3万元以下。蒲国的辩护人提出蒲国收受单笔数额在3万元以下的财物系情面往来 ，属于礼金 ，不应作为受贿款认定。
合议庭以为 ，情面往来系在亲属、伴侣、同事等关系中因感情联系而支出的开支。通常来说 ，亲友不会由于某人是国度工作人员而多赐与礼金 ，国度工作人员也不会由于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而只收礼金却不进行回赠 ，或赐与显著少于对方所赠数额的回礼 ，双方的往来遵循着社交情面的通常尺度；送礼人未掺杂其他主张 ，对国度工作人员并无请托事项 ，国度工作人员对送礼人亦无承诺和投机行为。
在蒲国受贿案中 ，贿赂人赐与蒲国财物 ，就是看中了蒲国的职务有为其谋取利益的可能性。贿赂人等待通过蒲国的职务之便获取不正当利益 ，为此自动赐与蒲国财物。同时 ，贿赂人赐与蒲国财物的数额亦远远超出了贿赂人日常所支出的礼金数额 ，这并不是贿赂人日常的情面往来方式。蒲国和贿赂人之间是高低级关系或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职位并不平等 ，贿赂人只佑装往”而没佑装来” ，而蒲国收了他们的财物后并不会进行相应的“还礼” ，贿赂人赐与蒲国的财物与蒲国的权柄成立起潜在的或直接的联系 ，这种对价关系加害了刑法所；さ姆ㄒ ，加害了公职人员职务清廉性。
在综合考量双方关系、往来布景、往来缘由、往来方式、财物价值以及贿赂人自己身份、经济情况、送礼习惯等成分的基础上 ，我们以为 ，蒲国与有关贿赂人之间的财物往来仅是单向向蒲国方流动 ，是司法实务中典型的“感情投资型”受贿。凭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合用司法若干问题的诠释》第十三条 ，“国度工作人员索取、收受拥有高低级关系的下属或者拥有行政治理关系的被治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 ，可能影响权柄行使的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第十五条 ，“对屡次受贿未经处置的 ，累计推算受贿金额。”蒲国在担任蓬安县长、县委书记期间 ，收受拥有高低级关系的下属和拥有行政治理关系的被治理人等人的财物 ，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所收财物该当累计推算。由于蒲国收受某些对象单人多笔的财物累计数额已经超过3万元以上 ，因而 ，对蒲国收受这些人单笔金额在3万元以下的财物该当认定为受贿金额 ，故我们对辩护人的定见不予选取。
